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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廚房設備網】——專訪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產業室主任史煒
　　2012年是外圍經濟并不樂觀、內部結構亟待調整的一年，而我國的能源結構調整某種意義上是整個經濟結構調整最為緊迫和關鍵的領域。
　　“如果說十一五期間談能源結構調整只是個口號與框架、真正操作起來仍有諸多條件限制，十二五便是一定要往這個框里填東西的時期了”，史煒說。
　　那么這趟“破冰之旅”怎樣走才能旗開得勝？本報記者就相關話題對史煒進行了一次獨家專訪。
　　記者：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您認為能源產業改革的趨勢是什么？“十二五”期間哪些領域是應該最先進行改革的？
　　史煒：趨勢就是去壟斷化，電力、能源行業都是如此。
　　從去年最熱門的“電荒”談起，不能完全說是“人為電荒”，但至少是電企、煤企與鐵路運輸三方壟斷集團利益難以平衡的結果。
　　首先，從客觀的運行數據來看，去年無論是年度總裝機量還是傳輸量比2010年同比增長率都在16%以上，這說明供給是穩定的，但區域和月份情況有差異，因此需要在調度上有選擇，例如夏季枯水期時南方電力短缺，或者浙江、江蘇等東部地區本身用電需求大，這時就存在有發電能力不發、有調度能力卻不調的情況。
　　同時，另一個被炒熱的缺電原因——煤電矛盾，仍是一個非常表面的現象，若深究根源，仍在于壟斷煤、壟斷電與實體經濟的需要相矛盾的現象。我們的煤還不是真正的市場煤，尤其是經過去年幾輪地方取締小煤窯、煤炭行業大整合之后，國家保護的幾家大煤炭企業的寡頭地位更加確定，于是煤價幾乎就難有頹勢。
　　再就是鐵路運輸部門，它們是把煤炭從山東、山西、內蒙這些煤炭集中地區運出去的運力保障，但在我國這樣的鐵路運輸環境中，就算煤炭企業有時都要喊虧，煤炭運費是一定只升不降的。
　　記者：2012年中國發展經濟的主基調是“穩增長、調結構”，在外圍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我國的能源產業結構調整怎么和GDP增長同步進行？
　　史煒：這一個階段產業的發展必須與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步調相同，我對于今年GDP增速的預測會比較低，尤其地方密集的小工業生存狀態不容樂觀，政策部門擴大消費的措施會更加發揮作用，因而許多產業可能面臨行業洗牌，在結構調整中只有提高自身附加值、降低能源消耗才能在這輪競爭中生存下去。
　　首先，我認為去年GDP增速是偏低的，實際上并沒有9.2%這么低，因為加總平均各地的GDP，數據應該在10.2%，甚至更高。因為去年的地方投資拉動型的GDP非常明顯，庫存也很高，在16%左右。
　　第二，與去年不同的情形是，今年的經濟增速的確會放緩，8%或8.5%都有可能，這也符合在經濟內部結構調整時期的發展規律。像去年地方政府仍然不斷在像向中央“跑項目”投資小工業的情形會得到根本改變。原來地方政府追求GDP，不顧實際產出盲目投資一些地方項目，弄得這些年銷售額在2000萬以下、項目資金500萬到1個億的項目遍地開花，在這輪結構調整中，由于生產能力有限只能是增加地方負擔。
　　記者：您怎么看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與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的關系？
　　史煒：這就要談到政府職能的轉變了，談能源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也好，它們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行政制度的改革。比如中央放開項目投資權與審批權，只設定一個行業標準與門檻，即考量項目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與否，至于投資權交給金融機構，另設單獨的監管機構。
　　又例如建立完善地方投資機制，中央只在關系重大國計民生的領域投資，比如高端裝備、高科技產業與信息化領域。
　　這種由限制型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是有利于產業發揮其內生動力的，因為它使行業信息更加公開透明，決策主體更廣泛，也使資本市場更實事求是，資金不會非理性的涌入或退出。
　　強化自由競爭，同時保留適度干預。干預與自由的協調配合是全球化下的競爭要求；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決定干預存在的強度和方式；國家適度干預在發展方式調整、戰略性新興產業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據我了解，“十二五”期間的能源領域改革，有關部門已經有許多討論方案，但現在都卡在這個行政管理體制上，但高層決策者們已經看到我國能源危機的嚴重性，因此“十二五”期間的能源改革在現有的國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消干預、引入更多市場競爭機制等條件逐漸成熟的背景下應該會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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