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分論壇“不應忽略的氣候變化”于9日上午15時45分在國際會議中心一層東嶼宴會大廳 A舉行，特邀嘉賓為沃爾沃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Olof Persson、法國電力首席財務官Thomas PIQUEMAL、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氣象局原局長秦大河、羅馬俱樂部共同主席Ernst Ulrich von Weizscker、遠大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張躍。此次分論壇由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Stephen Groff、中央電視臺主持人芮成鋼主持。論壇討論了- 氣候變化已經在哪些方面真真切切地影響到人類的生活?這些影響是人類活動所致，還是大自然的內在力量和自我變遷?人類活動的因素占多大比例?- 就目前人類為減排所做努力的程度，在可預見的未來，氣候變化將呈什么樣的一種趨勢?- 圍繞溫室效應、全球變暖、極端天氣等，存在哪些爭論、主要觀點、論據?- 爭論與行動：人類必須做些什么?。中國廚房設備網副總于鳳海先生受邀參加此次論壇。

不應忽略的氣候變化論壇會議現場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 Stephen Groff現場發言

央視主持人芮成鋼現場發言

中國廚房設備網副總經理于鳳海（左一）新發地總經理王德平（左二）央視主持人芮成鋼（左三）民生加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項目負責人鄧黎陽（左四）

沃爾沃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Olof Persson現場發言

法國電力首席財務官 Thomas PIQUEMAL現場發言

羅馬俱樂部共同主席 Ernst Ulrich von Weizs·Cker現場發言

遠大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張躍現場發言

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氣象局原局長秦大河現場發言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會”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鰲舉行。上圖是分論壇“不應忽略的氣候變化”

史蒂芬·P·格羅夫：謝謝大家，大家下午好!我們今天組織了一群嘉賓來討論不應忽略的氣候變化找到的東西，我很高興成為今天的主席。芮成鋼也是今天的主持，今天有很多嘉賓，我簡單介紹一下：首先是沃爾沃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歐羅夫·佩森;法國電力首席財務官托馬斯·比克瑪勒;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氣象局原局長秦大河;羅馬俱樂部共同主席魏伯樂;遠大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張躍;今天主要是聽其他嘉賓的發言，在開始要了解一下背景，現在很多媒體在過去幾周都在關注政府氣候組織的報告，這份報告主要講到了影響到氣變的適應和其變的薄弱度方面的東西。這是接著工作組一的報告，一的報告是去年發布的，去年的報告也是講到氣候帶來的影響和氣變的科學以及未來的走向。我們今天有幸來聽各位來講講。還有工作的第三次會議在柏林召開，很快也會產生一份氣變減緩的報告，很多工作正在進行中，很多信息馬上會公布，在未來也會公布這些信息，我們會講到氣變的科學和影響以及我們作為全球、作為人類面臨的氣變帶來的挑戰。所以今天的嘉賓可以跟大家從一系列的角度討論這個問題，既從科學的角度，也可以從商業、金融、創新的角度來討論氣變，有很多事情可以討論。首先我想請每位嘉賓給大家一個簡短的介紹，說說他們如何看待氣變，這對他們的業務、科學、政策制定方面為什么氣變很重要。我的聯合主席也會接著我的話筒繼續下來。

芮成鋼：我看到這么多嘉賓的參與覺得很受到鼓勵，我以為氣變這個話題可能會嘉賓超過觀眾的人數，因為以前這樣的事情也發生過，所以大家的參與體現的熱誠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我們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首先我想介紹一下讓我們很開心的事情，張躍先生能夠作為今天的嘉賓，他是遠大集團的創始人和董事，我已經和他結識15年了，我還特別記得15年前他非常激動，我們在一起吃完飯，他也會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一私人飛機的擁有人，我覺得好厲害，后來我還從北京飛到他的老家飛長沙飛過一次，后面所發生的事情更值得人們稱道。他8年決定不再開私人飛機，他買了兩輛，現在兩輛都在長沙的老家關著，因為他想積極的促進人們對氣變的認識，所以我特別尊重他，也受到他的做法的鼓勵。有這么多的企業家、商業領袖，如果都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做正確的選擇。我同時覺得很困擾，因為早先我們討論，很多中國的英雄、模范、CEO、一夜暴富的大亨都來博鰲參加這樣的會議，去年他們一共弄了152架私人飛機，他們會說你用的55幾，我的型號比你的還新，還有些中國富豪的私人飛機像737一樣宏偉，所以我剛開始就想跟大家講講張躍先生。我們特別有幸訧蹋這樣的CEO為大家樹立典范。

歐羅夫·佩森：沃爾沃集團我們遵循這樣的報告，這是政府兼氣候變化委員會的報告，我們也很仔細的跟蹤這些報告的出版，從商業角度來看，我們已經有科學事實了，我們有報告也有科學數字，這個改變都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作為一個公司可以如何確保以可持續的方式把我們的產品帶到市面上為此做出貢獻。我想從1972年的時候，我的前任就說從交通企業的角度來說，我們是問題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也希望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意識到這點之后，我們開始利用科學，以一種好的方式來創造新技術，我的重點在于不管面臨未來什么樣的改變，我們要看一下解決方案，而且要很快的執行解決方案。技術是很多的，技術也是存在的，給你舉個例子，我們現在看到汽車的電力化的過程，我們確保全世界的交通能夠更多的用電力車，另外也有一系列的燃料我們現在還在研究過程中，但是公共技術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科學也要一起來，而且政治家也要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因為科學的執行要有規模效應，要足夠多、足夠大才能確保我們能夠看到全世界發生這樣的改變。

史蒂芬·P·格羅夫：我想這很好和芮成鋼講的話呼應，作為個人、企業家都有這樣的責任，這都是基于科學的。另外由法國電力的托馬斯先生，他可以從低碳發電的角度來講講法國電力做的工作，另外其他方面也可以講講。

托馬斯·比克瑪勒：我們是低碳的發電商，因為我們是最大的核電生產商，我們在法國、英國、歐洲也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商，可能我想說的第一點就是說在我們的公司氣變不是可以值得討論的東西，已經成為現實了。首先我們要先適應我們自己也做了這樣的適應過程，我們在運營過程中會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現的一些風能，我們有這樣的風電發電廠，另外海平面在上升，所以我們還要更好的管理，當夏天的溫度比過去更高的時候，如何在陸地上進行更好的能源的產生，我們在適應新的情況，適應是不夠的，我們同樣也要拿出解決方案去抗擊氣變。這些解決方案當然都和低碳，就是能源組合的低碳有關系，低碳要求我們進行大量投資，同樣也要求必要的一些思考，要考慮到整個發電的價值鏈，從產電、銷電、供應、智能電網，所以不光光制造風電廠就可以，沒有風電廠我們同樣把整個價值鏈進行很好的優化，這需要當地政府進行承諾，需要給出有必要的監管，要給投資者提供長期的可靠性。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英國，英國政府就承諾給我們長期合約來確保我們能夠更中的對這個國家在核能上進行投資。好消息是說他們已經進行了投資，已經提供了資源，為這些大型的項目進行供資，同時也在其他方面進行投資，也就是說環境還有社會方面都負責任的投資。最近，在2014年，法國電力公司已經是籌集了400億歐元來為這些項目進行投資，這是非常好的項目，這么多的資金已經可以提供給這些項目來讓我們應對在氣候變化上可能出現的問題。

史蒂芬·P·格羅夫：謝謝托馬斯，這是很有意思的觀點。從制造商的層面、從投資者層面我們看到非常令人鼓舞的事實。我們稍微改一下討論的話題，講一下科學，有沒有任何的想法，想給我們的聽眾講一下有關科學方面的東西，比如科學方面走了多遠，然后最近會出現什么挑戰?

秦大河：氣候變化是真的，是活生生的，是在我們的世界當中已經出現了的。盡管還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聽到一個科學家講到，自然科學、氣候變化科學領域來講，主流科學界是認同這個認識的。但對老百姓統計結果不盡人意，有些人不相信氣候發生的變化，為什么?氣候變化分為兩類，在我們地球上從地質尺度來看，永遠有著冷暖干濕的變化，主要取決于地球和太陽之間的位置，地球自轉的速度和變化，我們叫自然變更。但是，現在我們這個課題里面，你發現1750年以來，也就是人類工業化以來，由于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造成溫室效應而導致的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變化，所以這是真的。大家自1750年人類工業化以來，我們IPCC這個團體做了大量工作，第五次評估報告是去年10月25日通過聯合國審議的，初步估計，大約有2萬億噸的碳被排放到大氣中。如果想使地表平均溫度保持在2度之內，我們余額10000億噸當中，我們已經占了5000億噸，大概還有5000億噸的余額可供分配，這就是我們IPCC第一工作組在去年10月21日完成的第五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摘要里面最重要的決定之一，并且作為各國政府談判的籌碼。這是IPCC科學家及全世界有關氣候變化科學理論做出研究得出的結果，如果你想保持在地表溫度在本世紀末不超過2度，我們大概還有5000億噸碳排放的余額，即便如此，它不超過2度的概率是66%。至于說第二工作組在幾天前在日本剛剛結束的，這不是我的本職工作，我看到新聞里面引用第一工作組大量科學研究的成果，唯一的一條：如果我們繼續排放溫室氣體，那么我們全地球的GDP產量的損失將要達到0.2%到2%，這是非常巨大的數額。我先講這些，如果有什么問題，我們以后再討論。

史蒂芬·P·格羅夫：謝謝!我覺得您講的其實是非常好的技術，魏伯樂，也許你可以給我們講第二工作組的研究結果以及這個結果對人類、對世界、對地球有什么影響，而且我知道你要提前離開，所以我想先給大家提醒一下，這樣大家不會覺得這個討論太沮喪就提前走了。

魏伯樂：我們關注一下第三份報告，這份報告還沒出臺，這份報告和很多嘉賓講的都很有關系。這個行業他們希望變得更好，以及很多人提到這么一個事實，就是我們可以做的更好。我寫了一本書《第五元素》，它翻譯成了中文，它講到這種可能性，能源、的效率的五倍的增長是有可能的，我們需要做的是使用已有的技術，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把二氧化碳減少，從100降到20，與此同時，不會影響人們的福祉或者經濟發展，經濟活動都不會受到影響。在我問我的學生，有的時候學生會繼續提出問題，就是想象一下10公斤的水，你的任務是把它給拎上喜馬拉雅山，你需要多少力量呢?那非常典型的回答就是要很大的力量，實際上它的能量只是需要1/4千瓦每小時的使用能源。我們現在發現我們做的事情當中浪費的能源相當多，我們可以把能效提高非常多，我們把很多問題歸結到政治和政策方面。我們能做什么呢?我建議，我們需要把在一年內的能效的提高記錄到紙上，與此同時，要與這個能在接下來一年的能源的價格的走勢給聯系起來、記錄起來，這樣就可以把能效的提高與能源的價格聯系給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月，你們所花的能源、所使用的能源這個價格不會提高的前提下，能效可以有很大的提高。我們可以看到在勞動力生產力，如果能效提高，勞動生產力也可以提高，甚至可以提高20倍。今天看到能效沒有提高的時候，我們總是抱怨失業，為什么呢?其實能源供應并沒有問題，我們需要做的是加強能效，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回答，我們是需要做一些小小的妥協。一是不要增加能源價格，不要增加那些貧窮家庭需要生存的能源價格;二是對行業來說，他們可以建立起一種收入綜合的系統，那當然了，當中是在政策上很多技術的細節需要討論，我們可以做出改善，而且中國人可能是受益的第一批人。

史蒂芬·P·格羅夫：我不是不同意，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剛才與能源的革命做了一個比較生產力和公司之間的關系，我們今天看到的氣候變化和能源使用有直接關系嗎?我覺得不管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我們知道政治的原因或者出于其他的原因，也許這種連接沒有辦法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暫時或者短期會出現一些挑戰，如何應對這些問題?

魏伯樂：你說的沒有錯，工業化發展持續了150年，我們氣候變化沒有這么多時間，我們需要做一些調整。但是人們一旦相信，如果你能夠通過加快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變得更富有，我相信你就會有一個自我推動、自我加快的體系。

歐羅夫·佩森：你講的很有意思，而且這個類別很有意思。我想做一個簡單的回應，如果你的確進行投資，我們決定現在的技術、現有的技術，那在比利時的一個工廠完全實現碳綜合，我們需要做什么?我們需要投資，需要對太陽板、太陽能進行投資，而且我們鼓勵員工他們想想如何提高能效，在2年之內的時間我們完全實現了碳綜合，這個工廠是完全碳綜合的。我們就可以看到非常積極的商業的例子，現在這種做法做的那么好，我們甚至向比利時的社會賣這些能源的配額。

史蒂芬·P·格羅夫：謝謝!張先生，您是唯一的行業代表來自于中國坐在嘉賓席上，你也給我們很好的例子，剛才芮成鋼說您是很好的典范，能夠做什么、應當做什么來應對氣候的變化，我們怎么增加中國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度?對中國來說、對全球來說都是挑戰，你覺得我們做什么可以讓這個議程得到推進?因為中國的參與、中國的認知對于未來對這個事情做改變是特別重要的。

張躍：有一個數據觸動了我，氣候變化的第一次會議是在90年代初開的，大概1994年，叫COPE的會議。那時候提出的要求是地球上的二氧化碳排放要這些簽約國維持在1990年的水平。我知道的時候其實是增加了一倍，而不是維持在那個水平，現在增加到了400億噸。中國一個國家的煤炭消耗過去10年時間就增長了將近5倍的量。這個數據觸動了我，這個氣候肯定保不住了，后來接觸的人很多，包括IPCC主席也很熟，專門到長沙來過兩次。這些事情讓我覺得讓地球覺得比較危險，我們不行動不行，首先革自己的命，讓飛機停下來，我兩架噴氣飛機停下來了。我見到那些買飛機的，現在中國很多企業家買飛機，去年有100多家，我見一個罵一個，他們罵我，反正矛盾重重。其實10多年前中國很貧窮，大家追求財富、追求享受，一旦財富有了以后，一旦我們覺得自己或者看到了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應有的責任的時候就應該要覺悟。現在的問題是政治要覺悟，我剛剛說個人要覺悟。我們國家也有問題，前一個禮拜就在公布一季度的經濟形勢，把煤炭使用多少、發電使用多少，叫煤電運行作為樂觀指標，我們的氣象局局長在這里，可是我們的發改委、經濟主管部門的好消息是我們用了這么多煤、用了這么多電，我們發電都用了，我們發電小時都滿足了。我們叫政治局面的概念就是經濟發展是不是我們的目標，我覺得這個問題要有一個轉變，如果GDP、經濟增長或者消費增長是作為我們的基本目標，氣候變化沒什么可談的。現在談氣候變化一直是末流或者另類，但是有的時候又放到桌面上談，包括我們的博鰲論壇，博鰲論壇秘書長是很重視環保的，好不容易搞了氣候變化的論壇，包括跟這個論壇和其他的節目也是沖突的、也是另類的，我覺得不轉變觀念不行。我們究竟要簡單的GDP或者消費還是要保護我們未來的生存空間?我覺得這個問題要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話，談氣候變化完全是徒勞無功的。我跟很多有關的極端主張減排的人，包括羅馬俱樂部的先生，他寫的書寫的很好，他認為人類要進行極端的技術變革。跟這些人交流以后，大家覺得我們始終是另類、末流，不能成為國際政治生活中或者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體，我覺得這是首先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談經濟不談生存，這個國家就沒有未來。

史蒂芬·P·格羅夫：非常感謝!我覺得您剛才說的要點都特別重要，基于其他發言人的意見，我們首先先請魏伯樂先生離場，因為他還要開別的會。我們同樣還要考慮目前的現狀，煤炭對發電特別重要，對全球、對社會都是特別重要，起碼對亞洲煤炭還將會是很重要的未來發電的來源，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都會這樣，這是可見未來能源組成的部分，我們怎么鼓勵激勵機制讓大家使用更潔凈的能源或者煤?如何讓大家利用已有的技術?就是魏伯樂先生說的很多技術來促進事情往正確的方向走呢?因為我們目前看政治議程關于氣變的問題，就好像總是一種臨河游戲，要么用煤炭或者用風，但顯然這不是正確的解決方案，我們要鼓勵人們用更潔凈的技術，鼓勵大家用更潔凈的方式來利用煤。我就把這個問題先扔給大家，讓你們從更廣義的說政府能做什么事情，來鼓勵這種技術的變革和使用。

張躍：地球能源消耗最大的是建筑本身，建筑本身的能源消耗主要是在暖氣和冷氣方面，大概這兩個部分加上通風大概占地球上40%的能源消耗，而且這個能源消耗是隨著經濟增長而直線增長的，經濟增長以后，熱舒適度肯定放在第一位。當然以前在印度、有些落后的地區、極度貧窮的地區不講熱舒適，經濟到一定程度之后熱舒適非常高。我們為什么不把房子做厚一點減少能耗呢?這是輕而易舉的，像這個房子如果照明不用這么熱的照明，用LED而不用這個，怎么不可以呢?能耗一下子就降低5、6倍，但這個問題沒有人解決。這是最簡單的問題，到現在為止就沒人解決。在中國的保溫普遍就是3公分、5公分，包括北京也就是5公分，哈爾濱就是8公分，這還是說新房子強制要求的，老房子一律沒有做保溫。這樣的房子每天用能源加熱大氣，你加熱房子不是加熱房子，而是加熱大氣，因為房子不保溫。這樣的簡單方法要采取，如果說這樣的簡單方法不采取的話，其他的政策、技術、太陽能、風能完全是胡說八道，太陽能有多大的效率?從提煉材料到最后的使用，沒有人能算出來它是否平衡，花那么多錢最基本的東西沒有解決。等于用10萬億做沒有用的東西還不如花100億解決全世界最急需的，最能產生節能效果的東西。當然，我知道這中間保溫不能形成產業，農民工做的事情不能形成產業，所以沒有人投資，沒有人支持它，導致最有效降低能源排放的地方完全沒有降低，這個事情在歐洲引起了重視，所以去年歐洲把碳能的補貼給解釋了，把它投到保溫里面，效果好多了。我聽到幾個政府提出這樣的要求，他們最后都這樣轉，把補貼太陽能的錢補貼到保溫，大多數國家還沒有這樣做。我覺得這個問題要解決。還有城市規劃，城市規劃是從這里居住到另外的地方讀書，現在這個趨勢在增長，隨著城市化的增長，占了10%的能耗，這個能耗完全可以大幅度減低的，把機關的宿舍和政府機關的辦公場所放在一起等等，很容易解決，90年代中國就這樣做，完全可以走回去。這兩個問題就涉及到地球上50%的能耗，而這兩個問題可以輕而易舉的降低80%，也就是說我們有空間要行動，尤其建筑上和城市規劃上，不行動的話，國家的城市化沒有第二次，一個建筑建下來就是100、200年，這個后果就讓我們幾代人來承受，所以很緊迫，每天都建垃圾建筑。

托馬斯·比克瑪勒：我想回答您的問題，我有三個要點：第一，我覺得應該讓大家更好的管理能源效率和能源組合，這個信號應當更好的傳到二氧化碳市場，歐洲有碳市場，中國也在建立5個或者7個這樣的測試對二氧化碳排放來定價，我想這是正確的信號，可以促使大家在能源組合中更有效率。可以看看英國政府做的事情，他們有二氧化碳的底價，把信息傳出去，我們要對這方面進行投資;第二，更好的管理能源組合，這不光是說可再生能源，因為可再生能源并不會給我們帶來直線的能源，因為我們需要靈活的、可靠的，而且可再生能源也是當地的，你要對當地的智能電網進行投資，可再生能源是不間隙的，另外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好的建造有效發電的廠，這樣才能減少二氧化碳，增加能效，這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第三，創新是關鍵，對二氧化碳對碳存放還有電力的存放，因為有些可再生能源是間隙的，我們要對電進行存放才能保證電的持續供應。另外對能源進行補貼我認為沒有用，在德國就出了這樣的問題，對電力進行補貼，使得整個批發市場產生了問題，在整個歐洲大陸看到產生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覺得二氧化碳定價以及管理能源的組成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史蒂芬·P·格羅夫：托馬斯講到創新，在剛開始我們可以從交通領域講講。

歐羅夫·佩森：我們現在思考的問題，如果你看可持續性的問題，我們相信你是要看不同的層面，而且整個社會正在不斷的向前發展，不斷的改變，不斷的向前革新，而且想為人們提供更好的生活質量、生活標準。在可持續方面我們要講到環境、社會、經濟的可持續性，其實這三者是齊頭并進的。你看今天的人和未來的人，他們如果要進一步的減少能耗以及特別是在交通運輸方面的能耗，我相信這是一個趨勢，我想講的是說在我們旅行、出差，那么從節約能源以及環保的角度來說，我們必須以明智改制交通運輸，這需要科學家、研究者以及社會的投資，特別是需要明知的方式建設基礎設施，我通常用道路來作為例子，如果看今天道路上汽車的智能性，把未來10年、未來50年進行相比，我們可以看到未來10年、未來50年更為智能的交通。但是卡車或者大型運輸車方面，他們比20世紀70、80年代沒有太大的改變，只是重了一點、高了一點，如果德國道路我們更好的使用高速路的話，以及更好的規定什么車開到這些路上的話，可以很好的減少交通堵塞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城市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特別是電器化和智能電網，一方面可以保證城市有著非常明智的交通運輸，另外就可以關注以最智能的方式在一個城市生產電，當然了，煤可以非常高效，同時也可以使用生物能源來進行發電。這些電傳到人們的家庭，非常智能的做這些事情，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們沃爾沃集團的項目，就是電力城市項目的工作，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智能城市方面不僅能夠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還能夠為人們提供想要的東西，它有非常智能的交通運輸系統，而且能夠為人們提供良好的生活質量。

史蒂芬·P·格羅夫：你講的非常好。最近有一個朋友想在一個城市建設摩天大樓，他想把這個大樓變得更高效、更節省能源，如果你看他們的計劃，他們在每一層都有一個停車場，我建議如果真的想把建筑物變得更為高效，那不應該在每層都建停車場。

史蒂芬·P·格羅夫：我們現在在科學的溝通方面如何做的更好，如何讓科學知識更容易讓人們了解?如何以更明確、讓人們更容易懂的方法把這些科學的問題以及挑戰告訴人們?我相信IPCC在這方面實現很好的成就，我相信仍然任重而道遠。我想問在向公眾溝通這些問題方面我們能做什么?

秦大河：IPCC對宣傳工作是很重視的，IPCC主席團和秘書處對于氣候變化科學的適應、減排、影響等都有一系列的安排，比如IPCC第一工作組在去年10月份完成了第一工作組報告之后，分別在所有的大洲都進行了宣傳。IPCC第一工作組為了宣傳氣候變化科學的一些成果以及對未來氣候變化預估的結果，曾經在北京清華大學、全國政協、中國氣象局舉行專場的報告會，這項工作的影響比較大。除此之外，國內的主要媒體，包括各個大通訊社也都對它的結果做了專門的報告。另外IPCC第一工作組是有關氣候變化工作的理論，我們還要求它能夠把有關的結果進入中學的教科書，進入地理教材，中國氣象局也為氣候變化科學專門舉行了今年3月23號的氣象日，對結果進行了宣傳。我覺得這些還遠遠不夠，對氣候變化的科學做到確實引起注意，剛才各位談到的無論是建筑問題還是交通問題，乃至我們的生活問題，應當對全民進行科學普及，這項工作中國科協也做了大量工作。最近IPCC第二工作組完成了他的科學報告，我手里面剛剛拿到一份，中英文稿標準的全文，我注意到各個報紙做了報道，但是并沒有在頭版重要的地方發表。各位，氣候變化是非常嚴峻的問題，我們國家是13億人口的大國，我們幾年以來在全球碳排放里面名列第一，剛才張先生給了幾個數字，2012年中國排放的碳是80億噸，占全球總排量的28%，世界第一。我們用了30多億噸的標準煤，我們生產的價值是10%，這說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在技術這方面有欠成熟。如果中國在能源利用方面得到提高，不僅是建筑、不僅是交通，如果和美國達到差不多的水平，我們的GDP可以提高3倍左右。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普及宣傳氣候科學絕不是地球科學家的事情，是全體科學和技術人員的事情，是全民的問題，我們要培養大量一流的工程師、技術人員提供綠色技術來達到減排。

秦大河：我們的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而煤炭的氫分子含量遠遠高于石油和天然氣，但是我們國家內短期內不可能把主要能源轉換為石油和天然氣，這是現實的問題。怎么辦呢?節能減排是當務之急，從科學普及方面還要做大量的宣傳。最后強調一點，我們中央政府要抓這件事，各級政府也要抓這件事，也是在座的、不在座的全體人民的責任，不要以為這件事情和我無關。我曾經在IPCC記者招待會上談了一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中國的小轎車發展非常多、非常好，一家有一輛汽車不為過吧?但是設想一下，如果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像美國一樣有3、5輛汽車甚至更多的汽車，那是什么情況呢?那是一場災難。所以我主張節能減排，要面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培養大量的技術人才，要在全民普及保護氣候、保護環境、保護我們人類的未來。謝謝!

史蒂芬·P·格羅夫：非常感謝!我覺得您講的非常好。我現在就請我的共同主持人發言，我相信他有想法想說。

芮成鋼：我以中文發言，我的同行就可以更好的把信息宣傳出去。我的商業領袖張躍先生的分享，接下來會很快進入互動環節，大家如果有問題或者觀點要分享專家。我分享一下我個人的觀察，先說整個全球角度來看，我覺得總體來說，我曾經和團隊報道了哥本哈根峰會，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化問題，但是全球的政治都是本土化的問題，所以很難讓全球的政治家們聯合一起為未來的危機達成一致，這是有難度的，政治是有時期的，而且都是本土化的，所以這個很難。另外全球的政治家們，他們應對危機的時候，我們把氣候變化說成氣候危機，我個人的觀察，他們一般最后都會選擇拖延危機的發生，我個人覺得不論是美國金融危機還是債務危機，實際情況并沒有解決，只是延緩危機大面積爆發，而在處理這種全球危機的時候，比如歐洲的債務危機不斷延緩危機的爆發，實際上就是減緩爆發的烈度和廣度，不斷延緩危機就是應對危機的辦法。但是氣候變化是不能拖的問題，不斷延緩之后可能增加爆發的烈度，這很難和政治家們在全球范圍達成公示。剛才秦先生說了一個很好的話，氣候變化是真的，很多人對此持有質疑態度，因為最開始大家記得說全球變暖，后來發現氣候不僅變暖，而是氣候異常，有的地方變冷，有的地方氣候變得越來越怪異。另外真的有那么急嗎?很多人覺得沒有那么急?今天的中國不是中國那么多城市同時出現大面積的嚴重霧霾、空氣污染的話，很多人覺得氣候變化離我們很遙遠，不是那么需要著急考慮的危機。三是涉及個人利益的時候，你真的愿意做貢獻嗎?比如中國人富裕起來的時候，想象的富裕生活就是美國人的生活，希望有比較大的房子住，有好車開，有一天真的車里有錢了，告訴你不能開車了，你得坐公共汽車或者坐地鐵，當然美國人買公共汽車最多，你不能坐公共汽車，叫他向張躍學習，他會覺得委屈，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這確實，涉及到個人又是實際的問題。說到中國的實際，剛才大家提了很多建議，中國的實際有一個跟經濟發展相關的話題，我昨天在這里主持一場論壇，和中國兩位最大的汽車CEO來聊，說到很多很現實的問題，比如汽車，如果說現在一夜之間我們把中國的汽車都變成電動汽車，那意味著大面積失業，中國汽車行業關聯著50多個行業，出現大面積失業怎么辦?經濟學家說沒有關系，工人失業了，我們做高科技的東西，我們培訓工人，讓他們做更高級的工作。我們不能一夜之間把他們變成特斯拉公司的工人一樣，這個難度很大。中國的油品質量大家質疑很多，包括燒煤，如果減少煤炭的燃燒，我們有那么多天然氣可以用嗎?如果提高油品的質量，老百姓開得起車嗎?剛才說了很多很好的主意，但是那些主意實踐的時候，比如沃爾沃說的道路還是原來的道路，我們怎么讓道路變得更好，實際操作過程中我相信確實有很多難度。接下來我們請現場各位和我們一起互動。

PICC總裁：很高興我也參加今天關于氣候話題的問題，我是PICC的總裁，上午我也參加了一個論壇，下午有一點時間其實有好幾個選擇，我感覺這個題目很好，我專門趕過來聽這個項目。前面聽了幾位嘉賓的觀點很有感觸，秦先生還有其他幾位先生講的我也贊成，我認為氣候問題上真的需要我們立即開始行動。氣候問題剛才我覺得芮成鋼先生講的很好，政治問題在一個國家或者從全球的角度看有它的地區利益問題，但是從全球的角度，那么發展到今天可能有的人也會講我們現在是發展中的國家，發展中國家在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以后再說?實際上我覺得這些觀點本身是一個矛盾的，如果今天做一些有利于明天、后天、有利于子孫后代的事，為什么今天不做呢?一方面從所有企業做起，做更多的工作，比如PICC幾十萬員工，他們平時的生活要教育，要有很好的綠色生活的理念，包括少開車，包括每年上億張保單那要多少紙?我們都設想未來把它變成數字化的東西。同時我想分享的一個觀點，我覺得中國在發展之中，標準化的建設很不夠，比方說現在我們的建筑，歐洲、美國的建筑我看過，其實房子建造完的時候，它已經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你可以拎包入住，買一些家具進去就可以了。我們今天一方面資源貧乏、不夠，感覺需要大家一起創造，另一方面浪費驚人，一個公寓沒有10年時間恐怕不能消停，永遠在裝修、永遠有人裝修，這就是標準問題沒有建設起來，為什么這樣的建筑賣給客戶的時候不搞標準建設?為什么大量的門窗砸掉再做新的?這方面浪費很驚人。今天我們能做的就是能不能把我們的建筑保溫的問題解決的更好一些，甚至有些屬于舉手之勞的事情，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覺得從企業的角度其實我都很愿意，從PICC的角度看去支持這樣的項目，甚至支持這樣的委員會，甚至發起成立這樣標準化的委員會在環境方面能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是一個有責任的企業應該做的事情。謝謝!

廣東湛江代表：我是對短齡地震預測方法很有愛好，從99年研究到現在沒有放棄，我研究過程中地震和霧霾有直接聯系，剛才主持人說這個氣候變化是不是很著急?真的很著急，因為地震發生頻率越來越高，也許是人民政協報記者還是人民政協領導知道我在這方面有一些見解，兩會專題報道讓我寫報道，這個報道在3月12日登出來了。霧霾形成的原因初探，我們可以上網查一下，3月12日26版，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也放到科普講座里面。我今天再說一下氣候變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就是我們對地殼破壞造成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一是抽取石油、地下水直接原因，因為把地殼抽空了以后，地殼不平衡，整個平衡中要發生很多反映，所造成的所有東西就是氣候的變化、山體滑坡、地震、氣溫升高、臺風以及海浪的增加、潮濕、冷熱變化無常，都是地球受到的破壞造成的，這種情況造成是人類直接造成的。對能源怎么改造非常重要，清潔能源的創新是迫切需要的，如果人類不斷向地球索取能源，地球會報復人類。我希望我們從政治以及全人類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歐盟農業委員會：我覺得特別重要的是我們不光要讓能源的組合比較正確，我們也要把能源政策組合弄對，我想問問你們這些嘉賓，能不能在這方面多講講?因為現在大家都是在講減緩的問題，但其實關鍵不在于只是減緩，如果我們可以把溫度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我們同樣還要去進行適應，比如在農業方面進行適應，比如水的供應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還有其他的因素，在我看來也是特別重要的，我舉幾個例子，我們如何處理這種反彈效應?我們如何讓社會更加能夠有抗擊性?氣變變的話，我們社會要有適應性，只有所有的考慮其中我們才會有成功的氣變政策。

劉智平：我來自SK集團，我想問秦先生一個問題，今天我們談到氣候的變化，我想這個問題再細節一點談一談氣象的變化跟目前污染的關系，因為我們注意到現在從國際的環節來講比較注重氣候的溫室效應的變化，但是到中國現在看起來，比如北京地區很多大氣的污染跟氣候的變化似乎有很大的關系。比如現在刮風很少，然后降水很少，導致長期的大氣污染不能擴散，所以想問問秦先生在這方面氣象局有沒有什么研究，就是這種氣候或者氣象的變化跟現在大氣污染有沒有什么樣的關系?謝謝!

澳大利亞：我的祖父是這個論壇的創始人之一，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博鰲。我昨天在青年人的論壇這桌，今天我想講的是像氣變這樣的活動顯然是人類造成的，張躍先生剛才說到大家應當更加注重經濟發展，也要重視社會發展，這種轉變是如何可以促成?我們如何促成大家意識上的革命，讓這些利益官方更加重視他們的決策所造成的影響?另外我們如何從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來促成年輕人做利于環境的選擇?而且我們需要看到更多的重要人士，比如給大家提出綠色能源的解決方案，讓大家促進社會的變化?

歐羅夫·佩森：提供綠色解決方案話題上，你看到過去5、6年的趨勢，你會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們在公司層面就知道氣變造成的影響，可以說說我們的活動，還有很多其他公司也有這樣的活動。從財務上、好的業務上這也是很好的選擇。另外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有所上升，公司的企業責任不光是在損益表上反映，它也在于他們鼓勵員工這樣做，看一下有多少員工在公司中工作，其實這些員工占的比例很大，如果一家家公司有這樣的改變，這個改變就會發生。另外激勵機制要仔細考慮，現在的很多激勵機制，現在我們是不缺科技的，但是這些科技要規模化，而且重點要對。另外補貼也許是好的，如果補貼是一個在關鍵點上可以進行補貼，然后對它有所促進是好的，但是長期有自我往前推進的意識。從開大車轉移到開小車也是好的，我花一周的時間從開大車轉化到開小車，但是這種做法必須要人們可以負擔得起才可以。而且這是非常宏觀的、非常大的問題，我不能涉及方方面面的，但是這是我現在想說的。

托馬斯·比克瑪勒：感謝諸位提出的所有問題，都非常重要，需要每個人都做出承諾。就我而言，我是非常期待著明年在巴黎的會議上看到明確的承諾以及明確的意愿來進一步把這個問題和工作向前推進。在發電方面我們講到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還是取決于我們使用什么樣的能源發電以及什么樣的能源架構和政策，比如碳市場有什么政策或者定價，這是很重要的，二氧化碳市場方面我們行動比較早，但是看到很好的結果，我相信這是未來減排非常重要的問題。最后一點是今天我們看到了投資者不僅僅是在我們股票、項目中進行投資，這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這種投資表明了是對這個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巨大意愿。現在有很多的投資資金的人，他們是在尋找負責任的人，而且有社會責任的人，我相信這是很好的消息。

秦大河：氣候變化，當今意義上的氣候變化不是指冷暖變化或者降水多少，它是指地球的氣候系統發生了變化，可能有些人覺得過于高深。我簡單說一下，大氣圈、空氣、水圈、海洋、河流、巖石圈表面、冰雪圈以及生態系統，所謂全球變暖是這些圈層統統變暖了。注意，如果和這些無關的不能算在氣候系統內，比如地殼，舉一個例子，溫度升高或者冰川退縮不會引起地震，地震也不會引起冰川退縮或者溫度升高。剛才問到天氣，天氣和氣候是兩個尺度的問題，一般氣候是長時間尺度的天氣的平均，世界氣象組織規定30年的平均值，我們通常用1961年到1990年這30年作為參照，說冷暖或者冰川前進或者后退或者海平面上升或者下降，除非觀測不夠30年。而天氣短時間的天氣現象，刮風、下雨、打雷、霧霾，氣候問題更多的是用統計物理學或者統計學描述，天氣問題主要是用大氣物理模式進行預報，每天晚上7點30，中央電視臺結束之后的天氣預報說了。你提到的霧霾，這是很綜合的問題，剛才咱們主持人也談到霧霾的問題，最近幾年以來，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我國北方地區，現在擴展到南方甚至延安地區，東京100多噸大面積的霧霾，最典型的就是2013年的春天和2013年的12月份，中國氣象局發布了黃色霧霾的預警，500 PM2.5，這是非常壞的。這種情況三個原因：一是必須要有污染源，什么東西呢?燒煤，剛才說了煤的氫炭比，炭含量很高，產生很多顆粒物，還產生很多其他東西，而石油和天然氣少很多。我們國家以煤作為主要能源稟賦的國家。我當氣象局局長短短幾年上升了好多倍。污染源，煤炭是原兇，除此之外還有汽車尾氣，除了北京少數地區是國五，很多地方是國三，還有很多黃標車，管不住。還有漂塵，我們國家和其他國家不一樣，北歐國家是十幾二十，空氣很好。中國的PM2.5的粉塵含量細顆粒本來就多，它的本體本來就高一些，40、50，但是到300、400就不正常了。二是天氣，你剛才說的很中要害，全球變暖的特征當中有一件就是分數普遍降低，在北京生活的人知道，我們在80年代之前風沙很大，現在三天不刮風就天氣混沉沉的，沙塵暴還沒結束就來了霧霾，這不得不說是悲哀。霧霾是一個天氣現象，它的元兇是非清潔能源，它還伴隨著我們中國的特色，我們的地域特點、我們的季節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產生的一些副作用。最后回答你問有沒有辦法，有一天我們政協做報告，現任氣象局長坐在下面，我們開玩笑說刮風，他也管不了刮風，刮風就刮走了。最根本的是改善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有新的工藝培養出一批人才，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另外就是霧霾，我們也注意到前兩天，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2012年全球700萬人因為空氣污染而提前死亡，我專門查了一下，我們國家疾控中心的專家居然不知道，太麻木了。這700萬里面有600萬是在南亞和中亞，在中國和印度，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我相信溫家寶在哥本哈根提出的中國在2005年的基礎上碳排放減少40%-45%，在當前霧霾這樣的情況下，全體動手，上至政府下至老百姓我們會超額完成。我覺得你提這個問題提的很重要。謝謝!

張躍：秦局長給我們帶來很多知識。霍克先生兒子提的問題很好，一個政黨一個社會應該關注社會的發展，但是我發現非常奇怪，無論文明多先進或者物質水平或者社會面貌多好的國家，總是把經濟放在第一位，所有選民投票都是考慮經濟，包括澳大利亞也是這樣的，曾經有一個人就是因為把碳稅加上以后就下去了，他和他父親都是屬于政治家。他們很主動的上了碳稅，因為他們相信氣候變化就上了碳稅，基本上沒有政治家說有減排政策可以維持他們的地位，唯一有希望的就是中國，因為中國不是靠普通選民選的，如果中國沒有機會全世界就沒有機會了，我肯定這點。民選是選不出真正能夠為人類20年以后著想的政府，可能為兩年以內、五年以內還是有，但是氣候變化還有幾年，剛剛秦局長說還有5000億噸的余額，還可以排13年，然后就超過2度，然后連鎖反應，后果更嚴重，就不敢想象。現在有一個什么方法可以解決問題呢?我前幾天收了一個短信，我給大家一個分享，莫言得了諾貝爾獎，他說哪些人有罪呢?他有一萬條裙子、一千雙鞋子、有私人飛機、買房不住的人有罪。通過文化的形式來感染、刺激我們的感官會有影響。如果從小學課本、中學課本開始告訴氣候變化和PM2.5，甚至把PM2.5講清楚，馬航說了幾個月了，上面只有兩百多人，剛才700多萬人的死亡，其中有1萬在中國，如果告訴他們，這個比馬航厲害多了，我們要知道每天有500架777掉下來，寫到小學課本里面，我們還不節省能源、不減少多余的資源消耗、碳排放嗎?還要減少多余的旅游、多余的裙子、多余的汽車嗎?我相信不會。唯一的希望就是思想教育。如果說真是在文化方面我們的藝術家能夠有行動，我們的那些有影響力的人能夠有行動，我想這個世界就有救了。謝謝!

張躍：補充一點，馬英九演講的時候要在前面拉網，因為有人丟鞋，他從民調60多降到10多，這很危險。

史蒂芬·P·格羅夫：謝謝!我不用花幾分鐘的時間，只是花很少的時間就可以，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討論，我們講到了很多的領域，從私企的角度考慮激勵機制，從政府到科學，公司從企業社會責任做什么，公司作為個體、行為體能夠怎么參與氣變的改變，我覺得這是非常引人去思考的討論。秦教授說天氣和氣候要分開來，雖然我同意，科學是講到氣候和天氣兩個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們要了解它的緊急程度，比如你這個氣變和臺風和霧霾聯系在一起，我們要找到此時此刻可以體現這個問題有多嚴重的證據，雖然科學已經在這里，但是我們面前要讓政府去采取行動，今天采取行動，但是最糟糕的效果可能是15-10年后發生，這是最終的大挑戰。這也是教育更好，秦教授也講到，以這種私企還有他們行為體積極主義的做法促進人們改變，我們可以走到那一步，挑戰也很大，我很高興看到今天的嘉賓對此非常有熱誠，整個觀眾對此也很有熱誠，也問了很多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感謝所有的嘉賓和觀眾，很抱歉今天結束的稍微有點晚，但是這是引人深思的討論。另外也感謝我的聯合主持芮成鋼先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