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中國經濟發展形勢4大預測。在這樣一個翻天覆地的歷史進程中，我們不僅要密切關注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更應關注經過30余年高速增長之后，支持我國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已發生變化，經濟增長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次高的平臺。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階段。值此戰略轉型的關節點，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更應靜觀其變、平心靜氣、小心翼翼。

一、全球危機步入“新常態”

經濟相關研究報告2014-2018年中國海洋經濟產業深度調研及發展趨勢預測報告

2014年5月2014-2018年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產業投資契機分析及深度調研咨詢2014-2018年長三角地區海洋經濟產業深度調研及投資潛力研究預測2014-2018年總部經濟園行業“十二五”規劃分析與投資前景預測研123　　正在展開的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非常深重的危機，其程度之深，堪比20世紀30年代危機和70年代危機。用長周期的眼光來分析此次危機，我們就會看到，危機之前，全世界曾經產生過資本主義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經濟發展的上升階段。這個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直到這次危機之前，時間跨度近20年。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并存。而且，同過去不同，其間，各類國家都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發達經濟體增長總體比較平穩，自不待言。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更是如此。在拉美地區，經歷了70年代“失去十年”的困頓之后，各國經濟也真正得到恢復和發展，現在方興未艾。非洲地區也很突出，自從民族獨立之后，那里的經濟一直沒有經歷過像樣的增長，而在過去的20年中，非洲的增長令世人矚目。

然而，危機之前全球長期增長的歷史，也帶來了一些誤解。最大的誤解就是，有些人以為如今世界這么美好，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以至于有“歷史終結”的妄言。

歷史并未因人們對其誤讀而改變自己的軌跡。長期繁榮之后，長期的衰退接踵而來。2007年開始的全球危機，結束了本輪經濟長周期的上升階段;至今雖已過去了6年，但仍無恢復的明顯跡象。做此判斷的根據有二：其一，導致危機發生的主要因素，即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財政結構和金融結構的嚴重扭曲，基本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機的過程中，各國相繼推出的超常規調控措施，在防止危機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同時，也逐漸顯現出巨大的副作用，過度的貨幣供應、政府債臺繼續高筑、市場紀律松懈以及社會動蕩愈演愈烈，便是其中最顯著者。

因此，美國的財政、債務及經濟危機，歐洲的債務和經濟危機，以及日本的政府債務和經濟危機，等等，都將長期持續。我們判斷，5-10年后世界經濟是否能夠恢復到正常軌道，還需要各國共同努力。

這一判斷在國際社會上可以找到諸多印證。例如，2013年2月在俄羅斯結束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就確認了這一趨勢。會議公報稱：“由于政策不確定、私人去杠桿化、財政拖累、信貸中介受損以及全球需求仍處于再平衡過程中，全球經濟繼續表現疲弱。”也就是說，如果各國宏觀政策不能回歸穩定、私人去杠桿化進程未能最終完成、財政懸崖問題依然不能得到決定性緩解、金融功能不能真正恢復、各國間的國際收支不能重歸均衡，危機就將仍然繼續。

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全球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傳統上，經濟危機可能表現為連續若干年的負增長，但是，由于大劑量的調控政策被強力推出，現階段的危機并不表現為負增長，而是表現為經濟增長在低水平上波動、全球流動性過剩、大宗產品價格和資產價格變動不居、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等。我們應當學會在這種新形勢下生活。

二、新的“貨幣戰爭”已然開始

危機既然在持續，各國間為爭奪最好的恢復條件的明爭暗斗自然盛行。在此情勢下，新的“貨幣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我們可以從“量”和“價”兩個角度，清楚地觀察到它的產生和發展。

就“量”而論，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全世界的貨幣當局幾乎都在印鈔票“放水”：美聯儲四次數量寬松在前;歐洲央行啟動最后貸款人機制隨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穩，日本央行便在其脅迫下，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使日元兌美元匯價下降7%，兌一攬子貨幣匯價更急降20%;中國亦未“免俗”，自2009年推出四萬億投資以來，一直受困于貨幣信貸供給過多——M2走勢重攀高位并一路上升，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再加上密如蛛網的各國央行間的貨幣互換，這個世界實際上已經處在貨幣泛濫的洪水之中。但是，為了解救危機的燃眉之急，各國政府依然熱衷于“放水”，大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惡勢。這些事實說明，新的“貨幣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不過是采用了新的形式，換了新的借口而已。

就“價”而言，在各國競相實施數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條件下，各主要國家貨幣間的匯率也變動不居，出現了競爭性貶值趨勢。匯率變動成為影響各國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之一。

三、中國經濟增長開始結構性減速

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世界各國均陷入程度不同的危機之中，唯有中國風景獨好。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過于簡單化了。認真分析20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實績及其變化趨勢，我們傾向于認為，自2008年開始，中國連續30余年的高增長便已基本結束，國民經濟落入一個新的次高速增長的平臺。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經濟減速是經濟增長結構發生變化的結果，是一個發生在實體經濟層面上的自然過程，我們無法通過政策調整來改變它。

眾所周知，經濟增長是由多種因素以某種方式組合起來共同發生作用的結果，此即經濟增長的結構問題。在支撐經濟增長的諸結構中，最重要者，當推生產要素結構和產業結構。正是這些結構的變化，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新的時期。

過去30余年，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基本趨勢是：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比重迅速提高，第三產業份額緩慢增長。這對應的是我國的工業化過程。這一進程的本質，就是大量的勞動人口和資源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一產業即農業、種植和養殖業等，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第二產業即制造業和建筑業轉移。由于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第一產業(在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農業的10倍)，這種轉移便意味著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日益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結構性增速”。但是，經過30余年的發展，我國第二產業已趨飽和，勞動力和資源開始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然而，研究顯示，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制造業(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當于后者的70%)。基于這樣的差異，當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和資源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之時，中國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必將下降，由之決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產要素結構的變化。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是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生產要素。在過去30余年中，每年高達1000萬人的勞動投入增長，是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因素。但是，隨著轉移人口日趨下降，隨著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勞動投入的增長率將趨下降，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也將長期并存。就資本投入而言，過去30余年，中國的資本投入增長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來，人口日趨老齡化、傳統工業化接近尾聲以及消費率的緩慢提高，已經導致中國幾十年高懸的儲蓄率趨于下降。這使得無通貨膨脹的資本投入亦呈逐漸下降之勢。技術進步的動態仍然令我們失望。我們希望技術進步能發揮積極作用，但是資本回報率低、技術進步緩慢，一直是我國經濟的痼疾，至今未見顯著變化。總之，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增長率下降，技術進步緩慢，這三個因素疊加，導致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將趨于下降。

潛在增長率構成未來我國現實經濟增長的基準。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運行實驗室的預測結果，2011-203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會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四、經濟減速不可怕，關鍵要提高效率

斷定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時期，雖然聽起來不那么令人振奮，但考慮到結構性減速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提供了新的壓力、動力、機遇和空間，這一變化是值得歡迎的。

過去30余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長波瀾起伏，其間還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們的增長也付出了不可忽視的代價，結構失衡、產能過剩、效益低下、環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顯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國百姓享受到的經濟增長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質量更難得到與GDP增長率同步的提升。這些代價，便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水分”。

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中的“水分”，主要體現在投入產出的效率降低上。

從投入看，以GDP來衡量，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極為巨大。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相當于GDP一半的高投資以及接近GDP10%的凈出口支撐著的，僅此一端，便使我國經濟增長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態環境等外部影響也視為“投入”，我們為增長付出的成本更高。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2年的測算表明，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我國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約相當于GDP的8%。2005年以來，這一數字雖不斷下降，但到2011年，仍然在4%左右。若扣除生態退化與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我國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便僅有5%左右。